开篇的话
1949年4月26号，有个国民党少将悄悄跑到北京，手里头拿了一本线装古书，但其实里头藏着加密的情报。他找到当时管军委情报和中央社会部的头儿，李克农。少将就把那本“古书”递给了李克农。
任务搞定后，这位少将把身上的国民党军装扒了下来，换上了一套干净利落的解放军制服。
三天后，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之一，也是中央军委的二号人物刘少奇，在北平的香山地方，跟李时雨碰了头。
见面那会儿，刘少奇用力握着他的手，感慨地说：“你在敌人窝里干了18年革命工作，真的不容易，一个人顶得上三个师长。现在能安全回来，简直就是奇迹啊！”
李时雨究竟何方神圣，为啥会在敌营里待了整整18年？今天，我来给大家扒一扒这位神奇特工李时雨的一生。话说李时雨，那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为啥说他了不起？因为他居然能在敌人堆里潜伏18年，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那么，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？这背后肯定有不少惊心动魄的故事。接下来，咱们就一起走进李时雨的世界，看看他这一辈子是怎么过的，怎么就成了个传奇特工。
【01 李时雨如何走上革命道路】
1937年，卢沟桥那边的事儿刚闹起来没多久，国民党天津的高等法院里，就来了个新面孔，这人姓李，名时雨，是法院新来的书记长。
这位年轻的书记刚来不久，还在成长的阶段，法院里头的同事们只知道他是从西安的“剿总”那边过来的，至于他的其他情况，那是一点儿也不清楚。
但他们压根没想到，这位新来的书记，其实是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秘密共产党特工。
李时雨啊，他本来叫李亭芳，1908年那会儿，在黑龙江省巴彦县的万发镇红远村，有个地方叫雌凤岗，他就是在那儿呱呱坠地的。
小时候，李时雨翻看了《水浒传》这本书，他特别崇敬那位劫富济贫、出手大方的梁山英雄宋江，觉得宋江特别酷，于是自己就把名字给改了，直接用了“时雨”这个名字。
李时雨打小就聪明，还特别爱学习。8岁那会儿，他就进了私塾开始念书。到了1924年，他跑到黑龙江齐齐哈尔的省立一中，去那儿上补习班进修。
学了有大半年，到了暑假招生那会儿，李时雨成功考进了省立一中的初一。
1942年春天的时候，李时雨和张敬载这两个小伙子，只读了一年多的书，就跑到天津去了。他们俩很争气，考上了天津的南开大学。
到了南开，李时雨碰到了像林封这样的有志青年。1927年过完春节没多久，李时雨就跟着一个同乡的指引，去了北京继续深造。
有了同学们的帮忙，李时雨成功进了北京弘达学院中学部的四年级。读完中学，他接着考上了国立北京法政大学。
在大学那会儿，他一门心思扑在书本上。到了1931年，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了。亲眼看到国家破碎、百姓流离失所后，他心里明白了：要想救中国，就得跟着共产党。
没过多久，经夏尚志引荐，李时雨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个大家庭。就在那一年12月份，他又从共青团员的身份，升级成为了共产党员。
那年12月份，李时雨加入了北平学生到南方进行抗议的行动，他代表北京大学法学院，向国民政府提出要求，希望他们能派兵去打日本鬼子。
另外，他也投身到了北平学生卧轨抗议的行动里，还挑起了北平学生大游行总负责的头衔。
1932年春天4月份那会儿，党组织派李时雨去了哈尔滨，主要是去搞抗日的事儿。他在那儿当上了黑龙江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军的副司令，还兼着秘书长的职务。
1932年那会儿，日本帝国主义找了个保护铁路的借口，陆陆续续霸占了巴彦西北呼海铁路边上的好几个镇子。他们派了日军的守备队驻扎在那里，老找茬儿闹事，欺负老百姓。
在洼兴镇跟兴隆镇之间的地界上，黑龙江省的第三路抗日义勇军一直待着。他们为了好好收拾那些敌人，老是在这周围跟敌人绕圈子，到处找机会打他们个措手不及。就这么一来二去的，他们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了。
八月初的时候，李时雨让侦察兵们换上便装，悄悄溜进泥河那边去打探敌人的动静。有一天，侦察兵们回来了，直接跟李时雨说：“过两天，泥河火车站会有一趟军用火车经过，火车里头还载着一个班的日本鬼子。”
李时雨一听，心里乐开了花，琢磨着：“得嘞，战士们立马散开，把火车围了个水泄不通。”
王英煜瞅见敌人大多已经倒下，只剩下零星几个躲在车厢缝隙里，他立刻指挥一部分人冲上车去搜捕，其余的人在车下协助。经过差不多一个小时的紧张打斗，那些日军终于被一网打尽。
一列火车上的弹药和枪支被全部搬下，分装到几辆刚到的马车上，战士们兴高采烈地从泥泞的河边撤离。为了庆贺义勇军首战告捷，老百姓们在大街小巷放起了鞭炮，到处都是噼里啪啦的声响，军人和百姓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。
那年十月份，李时雨又回到了北京大学法学院。
1933年4月23号那天，共产党悄悄地在地下网络上支持了李大钊烈士的相关事宜，还发动大家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那些爱国的人。
根据党组织的安排，李时雨假扮成李氏家族的后辈，参与了那次护灵仪式。没过几天，他就和孙静云两个人成了夫妻。
1934年那会儿，李时雨正式完成了北大大学园的学业。之后，党组织给了他个任务，让他混进东北军里头去。
经过老同学张雪孟的帮忙，这家伙现在在西安“剿总”那边做事，当了个中尉办事员。张雪孟啊，以前跟我在齐齐哈尔省立一中念过书，后来混得不错，成了张学良公馆警卫室的头头。就是他一句话，我就被安排到这儿来了。
打从这会儿起，李时雨踏上了红色间谍的路子，一路摸爬滚打，最后还在国民党里混上了少将的官职。
1936年那会儿，2月份，李时雨到了西安。过了大概四个月吧，共产党的秘密头头刘宇新就跟李时雨搭上线了。
刘宇新是中共特别派遣去东北工作的干部，他直接听命于周恩来。那时候，张学良住在西安金家巷5号的宅邸里。
借着去看老同学张学孟的由头，他很快就跟公馆的守卫们打成了一片。他还经常跟这些人聊起抗日民族团结的事儿，给他们讲这方面的道理。
1936年，西安那边出了大事，李时雨正好赶上了。事变一闹起来，刘宇新就跑到他家，他俩凑一块儿，琢磨着现在的局势，商量接下来该咋办。
【03 在国民政府中周旋】
1937年早春2月时，东北军大变动，宣布要重组，还搞了个绥靖公署，原先总部里的一堆官员都被踢出局了。李时雨一看这架势，明白自己在东北军是混不下去了，索性打包行李，打算去北平另谋出路。
李时雨和老婆孙静云到了天津没几天，卢沟桥事变就闹起来了。没过多久，日本鬼子就占领了天津，把去北平的路给封死了。
李时雨心里头正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，这时候，他的老同学于炳然伸出了援手，给他牵了条线。他就这样见到了天津中共秘密组织的头儿，何松亭。
李时雨就这么成功地找到了党组织，接着在天津干起了秘密情报的活儿，归中共北方局社会部管。
1937年8月份，经吴光弼的引荐，李时雨顺利当上了天津高等法院的检察官。在岗期间，他有幸搞到了日本特务机关发放的一张特别通行证。
这个证件对他的工作帮助特别大，他老用它来在北京和天津两地跑，专门负责递送我党的信件。
那段时间里，他顺利地把党组织给他的两个任务都办妥了。
1939年8月那会儿，汪精卫跟日本鬼子窜通一气，打算弄出个汪伪政府来。他为了搞国民党那个第六次大会，就派人四处找能参加大会的代表。
后来，汪精卫那边派了个人叫朱晶华，他托关系找到了李时雨，想让李时雨顶替国民党北方的代表去参加会议。李时雨一听这事儿，立马就跟何松亭说了。
过了几天，上面安排李时雨利用开会的机会去搞点情报回来。到了8月，李时雨就跟着北方的队伍从天津坐船去了大连，然后又转去上海，参加了那个会。
会议一完事儿，他就从大连赶到了哈尔滨，去见了老家那边的伪满哈尔滨市长赵东藩。跟赵市长聊了聊，李时知道了不少关于伪满的事儿。
回到天津，李时雨立马跟党组织汇报了一路上收集到的情报，还有开会时了解到的情况。党组织听了之后，觉得他做得挺好，给了他表扬和奖励。
9月份，那个假民国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面，搞了个常设的北方党务管理部门。没过多久，他们又重新整合了北平、天津还有河北这些地方党的执行班子，并且挑中了李时雨来当头儿，专门管天津党部的日常事务。
1940年3月快结束时，那个假的国民政府就搞起来了，李时雨的工作也跟着有了大变动。在假国民党开的头一回中央政治委员会大会上，李时雨被选为了立法委员。
那时候，他又被选上了伪中央政治委员会里管法律的那个专门委员会的成员。得知这事儿后，上头就点头同意他进汪伪政府了。
为了方便工作，他就跟妻子说回北方有工作上的事儿得交代，让妻子先留在北平，自己单独去上任。之后呢，他又找了个回家看望亲人的理由，跑回天津去处理工作上的事情。
到了南京以后，他受到了陈公博的“赏识”和“倚重”，搞到了不少关键的战争消息。趁着伪立法院不开会的空档，他溜回天津，继续跟何松亭干起了老本行。
11月份，党组织批准了李时雨全家的北京迁居申请。这样一来，他的妻子孙静云就挑起了情报传递的重担，常常在南京和天津之间两头跑。
李时雨把情报都弄齐了以后，孙静云就接过来，直接送到了何松亭那儿。何松亭也没耽误，转手就把情报递给了晋察冀根据地的许建国。
在1941年到1944年那几年，李时雨陆续做了不少官，像军法部门的头头、上海保安司令部的秘书头头、上海警察局的司法负责人，还有又当回了军法部门的领导。
他靠着自个儿的地位，跟各种对头打交道，给党组织弄到了不少重要消息。
【04 身份暴露】
1944年11月，汪精卫离世之后，陈公博接过了南京那个假政府的行政院院长位子，还临时管起了主席的活儿。因为这事儿，他手下的好多官员都从上海被挪了窝。
当陈公博打算把李时雨调到司法行政部当次长时，周佛海却站出来说，想让李时雨继续留在原处。所以，李时雨就一直留在上海警察局，当司法处长，这一当，就当到了抗日战争结束。
1945年8月12号那天，蒋介石悄悄给周佛海下了命令，让他当上海军事行动的总头头，任务就是管好上海还有沪杭那块地方的秩序，别让乱子闹起来。
后来，李时雨被安排到了上海行动纵队，担任军法处的二把手，也就是副处长。
抗战快收尾的时候，中央和华中局琢磨着在上海搞一场武装暴动，好跟新四军一块儿，从里面外面一块儿使劲儿，把上海给解放了。
刘长胜和张承宗他们几个，为了搞起义，偷偷地从解放区跑到上海来。他们一到就开始忙活着，为起义做各种前期准备。
因为李时雨所处的职位方便进行策反行动，党组织安排张执意来直接指挥李时雨和孙静云。他们俩的主要活儿，就是鼓动伪军起义，从内部配合外面把上海给拿下。
没过多久，他们接到了党中央传来的消息，说要暂停武装起义的计划，于是，所有的筹备工作就都搁浅了。
后来，党组织给他们分配了新的使命：在刘仁寿和张执意等人的带领下，负责去摸清敌人的情况。
国民党拿下上海后，那个假的保安队，就是刘铁城那一伙，接收了国民党的新武器，然后就从上海撤走了，跑到常州那边去了。李时雨一得到这消息，立马就把情报给送出去了。
所以，刘铁城团一到地方，咱们军队就立马把他们给全歼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李时雨还顺利地把抗日大英雄杨靖宇的弟弟杨树田给救了出来。
8月26号那天，军统的特务余详琴从浙江跑到上海来找他，跟他说先别急着走，还讲：“你要是能帮我拉几个警察局的人过来，我可以想办法让你进军统。”
后来，李时雨靠着余详琴的协助，成功进了军统。一开始，他是在“沪郊指挥部”，跟着余详琴一起抓汉奸，还有审问他们。
余详琴在军统上海区第二站站长的位置上卸任后，李时雨接过了这个担子，成了新的站长。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给军统找各种情报。
李时雨其实打心底里不想做这份工作。上海区的军统领导不止一回批评他，说他工作表现不行，甚至还开始起疑心。为了弄清楚情况，他们暗中对他进行了调查和审核。
1946年的时候，张执一听到军统的人正暗地里查探李时雨，还打算抓他，心里头一紧，立马盘算着得让李时雨赶紧离开上海这个是非之地，去东北找陶铸躲躲风头。
就在9月17号那天，李时雨买完飞机票后突然被抓了。他被带到南市车站路的军统看守所，足足关了三天，之后才接受审问。
李时雨在敌人的审问面前，打死都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人。敌人见状，就开始对他动粗，用了压杠子、灌冷水这些狠招。
李时雨被军统扣留了整整三个月，因为一直没法弄清他的底细，再加上有朋友的出手相助，关于他的案子资料就被转到了上海法院，而他呢，也被移送到了上海的提篮桥监狱服刑。
最后，上海的一家法院给李时雨定了罪，判了他七年六个月的牢。
解放战争越打越顺，国民党因为手头紧，就打算把判了15年以下的人犯给放了。到了1949年2月份，李时雨就这么重获自由了。
刚从牢里出来没多久，李时雨就立马跟张执一联系上了，他借着上海汇中企业公司副总的头衔，又悄悄干起了收集情报的活儿。
按照上面的安排，他经常和上海那些银行的大佬、工商界的大佬们打交道，同时也跟国民党军队的一些机关部门有来往。
他跑去跟这些人讲共产党的那些规矩，还提醒他们，卷宗啊、公共资料这些都得给我看好了。要是弄坏了，那可都得算你们的账。
张执知道李时雨的情况后，马上安排人给他送去了疏通关系的钱和介绍信。
【05 回到组织怀抱】
1949年春天，4月份那会儿，李时雨接到组织的命令，就和他老婆孙静云一起，坐着飞机从上海飞到了香港。到了之后，他们赶紧找到了党在香港的办事处，联系人叫万景光。
万景光递给李时雨一本古旧的线装书，其实里头藏着的是一份重要的情报。没过几天，李时雨就揣着这份情报，搭上了前往天津的轮船，然后从天津转道去了北平。
他把香港办事处给的情报给了军管会，任务就算完成了。打那以后，李时雨换上了军装。这个在隐蔽战线奋斗了18年的共产党员，终于穿上了人民解放军的制服，亮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。
身份恢复那一刻，李时雨心里头那个激动啊，简直没法说，于是就写了首诗来表达：“在敌人窝里斗了整整十五年，天天都是明争暗斗，刀啊剑啊的。等到革命赢了，能回家的时候，穿上军装，那笑容，比啥都灿烂。”
过了三天，刘少奇特地会见了李时雨，于是就有了文章最开始描述的那个场景。
李时雨在敌军阵营里摸爬滚打了整整18年。他凭借满腔的爱国热血和坚定的党性，机智地在敌人中间灵活应对。这么多年藏着掖着，他为国家能获得自由可是立下了大功。
1978年那会儿，李时雨挑起了好几副担子，他先成了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的顾问，还是那儿的党组成员，另外还兼任了中国佛学院的院长。
1982那一年，他正式告别了工作岗位，开始享受退休生活。退下来之后，他心里一直惦记着要回报家乡父老的恩情，于是，就把自己攒下来的一万块钱，全捐给了乡亲们。
黑龙江巴彦县拿这些钱，办了个“李时雨奖学金”，就是想着激励咱巴彦县的青年学生们，要发奋读书，争取以后能考上大学继续深造。
1999年最后几天的12月28号，李时雨老先生在北京安详离世，他走过了91年的岁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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